平等相待

平等相待

偏狭、误解、怀疑往往导致冲突，每当从报刊上读到这样的新闻时，我都感觉导常困惑，为什么人们不能相互信任？尤其是种族间，人们总是相互猜疑。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撇开种族群落、宗教信仰，而互相包容、坦诚相待、相互关心帮助吗？

我生长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时，种族、宗教和习俗似乎并无分隔，相反，社会的多元化大大地丰富了我们的生活，我们一起和谐地工作、玩耍、学习。

我时常想起儿时的朋友，他叫伊兹梅尔，我们两家住在吉隆坡郊区，相隔不远，十几米的距离，周围是大片的橡胶树和油棕榈，伊兹梅尔的父亲在种植园开货车，伊兹梅尔是他们家五个孩子中最长的一位。

没人在意伊兹梅尔是马来西亚穆斯林教徒而我们是印度教徒，我们坦然接受了之间的差别，那时大人们并没有在我们的小脑袋瓜里灌输“有必要”的建议以及用心良苦的“好意”，要不然，谁知道会怎样？

我们成为朋友的时候大概九岁吧，伊兹梅尔的父亲，一位和蔼可亲的人，手很灵巧，伊兹梅尔、我大哥乔兹和我三人经常兴致勃勃地观看他的父亲在“小作坊”里忙活。有一次，伊兹梅尔的父亲把一只装药的大玻璃瓶改做成养鱼缸，首先他把空瓶子埋在地里，三分之一露在外面，然后把烧红的木炭围在瓶子的周围，接着慢慢地向瓶中注入冷水，当水位上升至木炭的高度时，只听到一声破裂声，瓶子的上端就这样被完美地“切割”掉了。

我们在离家不远的地方，用旧木板和废铁皮做了个小屋，就在这个小屋里，我们度过了许多快乐的下午，而我的七岁的妹妹普瑞玛，一直好奇她的神秘兮兮的兄长们在里面干什么。

伊兹梅尔从家里的菜园里采来甘蔗和番石榴，我们从家里偷偷摸摸地拿来树薯、锅、食用油、盐、菜刀和切菜板，从旁边小沟里取来水，把树薯洗净，切成半圆型薯片，撒上盐，支起锅，生起火，将薯片放在油里炸，我后来从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薯片过。

学校放假期间，我们骑着单车到乡村探险，希望能有一些奇遇，我们在两边都是峭壁的峡谷间穿行，停下来喘口气的时候，我们观看翠鸟惊飞，在天空中划出道道彩虹，这一切给我们留下了冒险和敬畏的美好感觉。

也许是伊兹梅尔最年长的缘故，他很负责任，从不感情用事，随时准备向我们伸出援助之手，有一次，我们在小河中游泳，我的脚上扎进了一根刺，是他熟练地帮我将刺拔了出来。

有时在周末，我们会到他家去，他的妹妹们照看着婴儿乌汀，而他的母亲，一位身材娇小的妇女，围着围裙，面带笑容，在小小的厨房里忙个不停。我记得有一次他的母亲炖了一锅牛排，孩子们围着锅子，一个劲地说“真香”，跟我们家里一样，那时我们很少能吃到肉。

有时伊兹梅尔也会到我们家来，那一定是我们家难得从镇上购物回来，能与伊兹梅尔在我们家呆在一起，我们特别高兴，他脸上略显羞涩的微笑胜过千言万语。

我大概十二、三岁那年，父亲到柔佛工作，伊兹梅尔全家后来也搬回到雪兰莪州的村庄，我们失去了联系。

时间飞逝，童年的记忆逐渐模糊，那块种植园被开发成房地产和轻工业区，我高中毕业后做了好几份工作，先是当实验室助理，后来又做商场收银员，还做过保险销售。

1983年六七月份的一个沉闷的下午，在吉隆坡我叫了一辆出租车，钻进出租车，说了目的地，开始在心里说，千万不要面试迟到，那段时间经济萧条，工作非常难找。

出租车司机是个身材瘦小衣着整洁的人，听了我说的目的地后，并没有立即起动，而是通过后视镜仔细看着我，“芮达？”他说，芮达是我小时候伙伴喊我的绰号，我听到这熟悉的声音惊得目瞪口呆。

司机转过身，我看清了他的脸，就是那张略带羞涩的微笑的脸，是伊兹梅尔，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我们一下子就把对方认出来了。

我双手紧紧抓住他的肩膀，一种难以言状的真实情感涌上心头，伊兹梅尔拍着我的手说：“老朋友，好长时间不见了。”

一路上，我们聊着。伊兹梅尔的父母亲身体都还好，他的父亲已经退休，守着个菜园子，偶尔摆弄摆弄摩托车，他的妹妹们都结婚了，他也结婚了，现在开出租车是临时的，他即将到彭亨上班。

我把电话号码留给了伊兹梅尔，但是，很遗憾，在他搬到彭亨后，我们又失去了联系。

曾有人说过：“友谊——纯洁无私的友谊，相伴终身的友谊——能滋润、加强、拓宽、延长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

事实上，如果我们能让我们的孩子成为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偏见，那么他们会建立他们的友谊，没有种族部落、没有宗教信仰之分，无论贫穷、无论富裕，他们都能相伴，有建立在这种友谊之上的社会，我们一定能达到莎士比亚曾写过的境界“我们虽较少快乐，但是我们是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