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亲情不是童话
我的哥哥大我6岁，如今已经68周岁了。从21岁起，他一大半的岁月都是在精神病院里度过的。
“爸，我要考大学。”
在我印象里，哥哥学习一直很好，老师说他是考大学的好苗子。那时候，父亲远在四川大西南当建筑工，月工资只有64元，他每月寄回家40元。一次，父亲的工友同情地对母亲说：“梁师傅太节省了，舍不得到食堂买菜吃，两分钱买一块豆腐乳，能吃3天。”这话被哥哥听到了，父亲的工友一走，哥哥哭了。
见哥哥哭，母亲便劝他：“儿子别哭，家里的日子再难，妈也要想方设法供你到大学毕业!等你大学毕业了，家里的日子不就有缓了吗?爹妈还有弟弟妹妹不就沾你的光了吗……”
1962年，哥哥要考大学了。6月，父亲回来探亲。一天，屋里只有父亲、母亲和哥哥在，父亲忧郁地对哥哥说：“老大，我快干不动了，你弟弟妹妹又全都上学了，花销比以前大多了。我看，你别考大学了，高中一毕业就找工作吧!”
哥哥却说：“爸，我要考大学。将来考上大学，争取做到不用您给我寄钱。”
父亲火了，嚷道：“你究竟还是不是我儿子?难道在这件事上我就一点儿也做不了主吗?”
在父亲的压力之下，哥哥被追停止了高考复习，到菜市场去帮人卖菜。他的老师和同学都为他惋惜，他们认为，他是可以考上北大或清华的。
“二弟，我好想你。”
不久后，父亲返回四川工作了。父亲走后，哥哥就病倒了，在家躺了3天。同学来了，老师来了，甚至街道干部也来了，所有人都认为父亲目光短浅。在众人的劝说下，哥哥带病参加了高考。
哥哥最终考上了唐山铁道学院——他是为母亲考那所学院的。哈尔滨当年有不少苏联时期留下的漂亮的铁路员工房。母亲认为，只要哥哥以后成了铁道工程师，我家也会住上那种漂亮的房子。
父亲给家里写了一封有一半错字的亲笔信，以严厉到不能再严厉的词句责骂哥哥。就这样，哥哥带着对父亲、对家庭、对弟弟妹妹的深深内疚，踏上了开往唐山的列车。
哥哥第一个假期没回家，来信说是要留在学校勤工俭学。第二个假期也没回家，说是为了等到父亲也有了假期，与父亲同时回家。而实际上，他是因为没钱买车票才回不了家。
哥哥大学的第二个学年开始不久，家里突然收到一封学校发来的电报：“梁绍先患精神病，近日将由老师护送回家。”
母亲一下子呆了，手拿那封电报，坐到了天明。
哥哥回来后，全家人都变得神经衰弱了，因为他不分白天黑夜，几乎终日喃喃自语。夜深人静时，哥哥那种喃喃自语对家人来说不啻是一种刑罚。弟弟妹妹们临睡前都用棉团堵住耳朵，母亲睡前开始服安眠药。不久，我睡前也开始服安眠药……
后来，哥哥去精神病院住了3个月的院，精神基本恢复正常，又在家中休养了一年。精神病院开出了“完全恢复正常”的诊断书，于是他又接着圆他的大学梦了。那一年父亲也转变了态度，开始支持哥哥上大学。一切似乎都在朝良好的方面发展。那一年是1965年。
然而哥哥的大三却没读完——“文革”开始了，大学变得很乱，有人“大串联”去了，有人赴京请愿告状，有人留在学校打“派仗”。哥哥又被送回了家里，这一次他成了“政治型”的疯子。他见到母亲说的第一句话居然是：“妈，我不是反革命!”
因为交不起住院费，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哥哥就待在家中，全家人的精神备受折磨，整天提心吊胆。哥哥失踪过几次，有一次被关在某中学的地下室，我和母亲找到他时，他的眼眶被打青了。还有一次是被公安局的造反派关押了起来，因为他不知从哪儿搞到了笔和纸，写了一张反动的大字报贴到了公安局门口……
终于“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我毫不犹豫地第一批就报了名——每月能挣40多元钱啊!这样，家里就能给哥哥交住院费了，母亲和弟弟妹妹们就获救了。
有一年我回家探亲，发现家里的窗上安装了铁条，玻璃所剩無几；镜子、相框，甚至暖壶，易碎的东西一件都没有了；菜刀、剪刀都锁在箱子里。母亲额上有了一处疤，很深。问及原因，母亲说，是被门框撞的。
四弟和小妹谈起哥哥时脸色都变了，四弟说哥哥已不是从前那种“文疯”的情况了。那一刻，我内心对他产生了憎恨。我认为哥哥已经不是哥哥了，而是魔鬼的化身。那次探亲假期里，我一次也没去看他。
次年，我成了复旦大学的“工农兵学员”，毕业后分配到北京电影制片厂，我把替哥哥付医药费的义务承担了下来。为了能够长期承担下去，我曾打算将独身主义进行到底。后来两个弟弟和小妹都成家了，在父母的一再劝说和催促之下，我也只有成家了。接着自己也有了儿子；将父母接到北京来住；埋头于创作：在北京“送走了”父亲；攒钱帮助弟弟妹妹改善住房情况……各种责任纷至沓来，使我除了支付住院费一事，简直忘记了还有一个哥哥。哥哥对于我，似乎只成了“一笔支出”的符号。
1997年母亲临终前，我坐在病--床边，握着母亲的手，问母亲还有什么要嘱咐。母亲眼角淌下泪，说：“我真希望你哥跟我一块儿死，那样他就不会拖累你了……”我心大恸，俯身对母亲耳语：“妈妈放心，我一定照顾好哥哥，绝不会让他永远住在精神病院里……”
当天午夜，母亲也走了。
办完母亲丧事的第二天，我住进一家宾馆，让四弟将哥哥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哥哥一见我，高兴得像傻孩子似的，他说：“二弟，我好想你。”
算来，我竟20多年没见过哥哥了，而他却一眼就认出了我!我不禁抱住他，一时泪如泉涌，心里连说：“哥哥，对不起，对不起……我一定尽快将你接到北京去!”
那是一个童话
一返回北京，我立即在北京郊区买了房子，简易装修，添置家具。半年后，我将哥哥接到了北京，并将邻家的一个名叫二小的弟弟一块儿接来。我给他开了一份工资，由他替我照顾哥哥。
那3年里，哥哥生活得很幸福，二小也挺知足。我每星期去看他们，一块儿做饭、吃饭、散步、下棋，有时还一块儿唱歌……但好景不长，二小回哈尔滨探亲时，不慎从高处跌落身亡。这噩耗使我伤心了好多天，我只好向单位请了假，亲自照看哥哥。一天，我对哥哥说：“哥，不能回来照顾你了，他成家了……你又得住院了。”哥哥说：“我明白。”
那年，哥哥快60岁了。他除了说话和行动变得迟钝外，没有任何暴力倾向的表现。我说：“哥，你放心，等我退休了，咱俩一块儿过。”哥哥说：“我听你的。”
哥哥在北京先后住过几家精神病院，有私立的，也有公立的。现在住的这所医院，条件很好，每月费用4000元左右。前几天，我又去医院看他。天气晴好，我俩坐在院子里的长椅上，我一边看着他喝酸奶，一边和他聊天。我问：“哥，你当年为什么非上大学不可?”哥哥说：“那是一个童话。”我又问：“为什么是童话?”
哥哥说：“妈妈认为只有那样，才能更好地改变咱们家的穷日子。妈妈编那个童话，我努力实现那个童话。当年我曾下过决心，不看着你们几个弟弟妹妹都成家立业，我自己绝不会结婚……可惜，我没完成这个任务，我让爸爸妈妈和你们失望了……”原来，哥哥也有过和我一样的想法!自从他病了，48年来，第一次说了那么长的话。我心一疼，黯然無语。
哥哥起身将酸奶盒扔入垃圾筒，又坐下后，问我：“你跟我说的那件事，也是童话吧?”“什么事?”“就是……你保证过的，退休了要把我接出去，和我一起生活，你忘了吧……”想来，那个保证已是六七年前的事了，不料哥哥始终记着，也显然一直在盼着。
我心里又一疼，赶紧说：“没忘，哥你还要再耐心等上两三年………饿有耐心。”他信赖地笑了，话说得极自信。随后，眼望向了远处。
其实，我晚年的打算从不曾改变——更老的我，与老态龙钟的哥哥相伴着走向人生的终点，在我看来，倒也别有一种圆满的滋味在心头。爱情是缘，友情是缘，亲情尤其是缘，不论怎样，皆当润砾成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