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长与领袖

2008年10月，时值湖南师范大学建校70周年，该校副校长蒋洪新教授在一次讲座中欣然告知师生，钱钟书是在师大教书时动笔写《围城》的，因此小说中的三间大学即师大，那位校长高松年的原型，就是首任国立师范学院院长廖世承。

不过，在另一篇长文《钱钟书与国立师范学院》中，蒋洪新特别指出，小说里那个“因为女学生漂亮就从宽处分的老科学家”，与真实的廖校长差得太远。

“廖先生是个有人格魅力的人。”据他的学生回忆，这位“个子长瘦，戴着金边眼镜”的校长，是一位“望之俨然，即之也温”的谦谦君子。

抗日战争爆发后，当时的教育部长陈立夫，想聘廖世承为中等教育司司长，几次派人来劝说，都被一一回绝。但1938年冬。他却接受教育部的聘请，辞别病榻上的老父和妻儿。远赴湖南蓝田，筹设国立师范学院。

如果读过他当时所作的文章《师范教育与抗战建国》，就不难明白，在这位教育家眼中，为国培养师资，比当官重要得多。

廖世承临危受任之际，沿海诸省已被日寇占领，内地时遭轰炸。其时，他率领几个办事人员，绕道广东、广西，经历了许多险境，才到达湖南蓝田。在钱钟书的《围城》中，方鸿渐的“湘行路上”，用了整整一章的篇幅。由此亦可想见，廖世承作为创业者之艰难。

现实中的钱钟书一行五人，经过34天的长途跋涉，历尽艰辛到达蓝田后，廖世承亲自设宴为之把盏洗尘。在他的教育思想中，首重择师。廖世承曾说：

“一个学校的最后成功，就靠教师。无论宗旨怎样明定，课程怎样有系统，训育怎样研究有素，校风怎样良善，要是教师不得人，成功还没有把握。”

仅就这一点，恐怕就与那位高松年校长“武大郎开店——高人莫来”的办学思想，有着云泥之别。

由廖世承创建的这所中国近代第一所国立师范学院，延揽了钱基博、钱钟书父子这样的鸿儒以及众多知名教授，也因此能在炮火连天的抗战中，历经七载，弦歌不断。

另一件事则更有意味。学生张斌等人在师院组成“星社”，决定演出曹禺的话剧《雷雨》，哪知海报一出，蓝田“三青团”和警察局带领枪兵，前来禁演。“星社”同学回校发动校卫队，包围了警察队，下了他们的枪。其后“三青团”向学校交涉，并交了逮捕的名单。

作为校长的廖世承，非但不接受他们的控告，反而严词痛陈《雷雨》“乃学生正当娱乐，毫无政治性”。官司打到国民党中央，廖世承也极力承担，只叫“星社”自行解散，该社所办的《新星半月刊》也停刊了事。

事后，他把张斌找了去，这位冒着极大风险的校长，却让学生不必介怀，“只安心学习，校方会妥善应付的”。

1946年，廖世承辞职回到上海，继任光华大学副校长兼附中校长。行前，师生们为表达对先生的尊重和惜别之情，在送别文上联合签名，并请雕塑大师刘开渠塑制了铜质半身头像，以表留念。

很多年后，作为这所师范学府的缔造者，廖世承的半身雕像也被安放在湖南师范大学的图书馆中。

只是，就在今年70年周年校庆前夕，这尊雕像忽然“不知所踪”。直到几天后，校领导们隆重集会，迎来了湘潭校友捐赠的一代伟人毛泽东的等身铜像。后来，这尊铜像被安放在图书馆前厅正中，学生们方才恍然大悟。

于是，一位网名“扛旗”的师大学子在他的博客中，回忆起那座“不知身归何处”的半身雕像：“还记得廖先生嘴角微笑，大眼镜框投射出来关怀的目光。”

这位“不合时宜”的学生，试图以这样的方式提醒他的校友们：“在仰视领袖的同时。别忘了向鞠躬尽瘁的老校长致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