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战友毛岸英

我是孝义市高塘坂人，1940年参加革命，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战士、班长、排长、副连长、连长。1950年美军侵朝战争爆发，接受中央命令，我随彭德怀司令员赴朝参战，任彭德怀司令员的警卫员。我亲眼目睹了美国侵略军在朝鲜所犯的一系列罪行和中、朝两国军队保卫国家、浴血奋战的壮举。下面足我在朝鲜的一段回忆。

毛岸英同志是于1950年10月中旬中国人民志愿军正式出国前数日才决定让他跟彭老总去朝鲜的，属于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成员。他在办公室没有什么具体职务，是一个正团级干部。会说俄语，有时遇有苏联人就给彭老总当当翻译。毛岸英同志也是一个大高个子，比毛主席稍低一点，长相和主席差不多，就是没有毛主席特有的湖南口音。岸英同志说话干脆，办事利落，平易近人，为人厚道，没有任何一点官架子，有时也说一一两句有趣的话，开一两句玩笑，和办公室的人员相处和睦，亲如兄弟。

我记得志愿军司令部所在地，是日本侵朝时开采的一个金矿。矿区在一个马蹄形山坳里，山上长的都是灌木。但由于是一个比较大的矿区，为了工作的需要，朝鲜人民军司令部也驻扎在这个矿区。志愿军司令部办公室设在离矿井入口处约有10米左有的左侧台阶上，办公室的房子是日本人用两层木板中间装有锯末的木板盖的。大约有50左右平方米，坐东朝西。房子的右侧下几个台阶就是矿井的入口。左右角各有一个小门，小门紧靠一条沟，顺沟往上走30米至50米有一个小洞口，直通矿井，防空条件还是很好的，但是由于人多，中朝两军的人员你来我去，也有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司令部驻地来来往往，这样就容易暴露目标。

一天下午约四五点钟时，有一架美机在志愿军司令部上空飞来飞去转了好几个圈，才朝南飞去。当时大家认为这是敌人的侦察机侦察我驻地，当晚办公室决定明天各所属单位必须在天亮前5点钟吃完早饭全部进防空洞。到第二天天不亮大家吃完早饭，把用品都搬进防空洞，同时我把彭老总送到洞内。因为我是保卫委员，负责安全，所以我又出洞检查了志愿军副司令员邓华、洪学智、副政委韩先楚、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杜平等几个首长们进防空洞的情况后，又回到办公室，这才发现办公室许主任、高参谋、徐参谋、毛岸英还未进洞，手里拿着各部发来的战报正聚精会神地查找部队的方位，不时移动着地图上的敌我两军编有部队代号的红蓝小旗。我看到这种情形后，也深受感动。但我要尽一个保卫干部的责任，我当即对他们说：“许主任，你们必须马上进洞，越快越好。”这些同志异口同声地说：“快，马上就搞完了，完了就进洞。”我说：“你们先不要插旗，把电报拿上先进洞。”许主任说：“快快，很快就搞完了。”这时，我从办公室出来，大约是上午9时，觉得又渴又饿，就去了距离办公室约有30多米的首长小灶，进去一看，在灶台上放着一小碗带有锅巴的大米饭。刚刚吃到口时，就听见飞机声，我在小灶门口一看，敌机从东面高山顶端一露头就投下一颗炸弹来，我亲眼看着一颗炸弹往下落，紧接着就是震耳欲聋的巨响声，办公室立刻变成了火海，没着火的地方全部是黑黑的烟雾。这时我甩掉饭碗，也顾不得敌机扫射，飞快地往办公室跑，去接应和查看许主任和毛岸英他们。我去办公室的台阶一看，火势太大，房子已平，火着得正旺，到不了跟前，我随即进台阶下的矿井拿着手电在人群中一一查找刚刚还在办公室的那几位同志，从进洞口找到上面的出洞口也没有找到毛岸英和高参谋他们。我把这些情况向彭老总做了汇报，彭老总说：“继续找，一定要找到。”我义从上洞口到下洞口把所有的地方都一一细查一遍，仍然没有毛岸英和高参谋，我义一次向彭老总汇报查找情况。彭老总说：“再找，无论如何，死活都得找到。”这时，彭老总的声音有些颤动，眼圈也发红，在场的人们也一个个都失色地相望。于是我按照彭总的指示，出了洞。这时敌机已去，火也基本着完。我在洞口叫了几个战士，每人拿了一根铁棍，到火里找，我们用铁棍打火找人，结果在着过火的地方（办公室的位置上）找到一具没有头也没有四肢的身躯，再继续找，又在办公室台阶处，用石头水泥做的一个干水沟里找到已燃烧的但完整的一具遗体。我们把这两位死难战友的遗体都抬到半山坡上，放到一起，这时我也流着泪看着这两具遗体，心想这两具遗体分别是谁呢？一个没头没四肢，一个认不出来，最后看到遗体完整的死难者的手表才认出了他是毛岸英，没头没四肢的是高参谋。当即我进洞向彭老总汇报，这时这位久经风霜、身经百战的老将军、老司令员也泪流满面，他沉思了一下，转身对办公室副主任相风安说：“派人去供给科领上白布被褥和棺木派车送回北京，给军委发报。”

我事后得知，当毛泽东主席知道毛岸英牺牲的消息后，强忍着丧子之痛，缓缓地说：“打仗总是要死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已经献出了那么多指战员的生命，他们的牺牲是光荣的，岸英是一位普通战士，不要因为是我的儿子，就当成一件大事，让他也随牺牲的战友一块安葬在朝鲜的土地上吧！”毛岸英是毛泽东一家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献出的第六位亲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