陪苏州红会玩真烦心

在电脑上做完功课后我就看起了电视，隐约间听到窗外的阳台楼下有人在呼唤。由于阳台的门是关着的，因此我也听不清那是在呼唤谁。呼唤声尽管断断续续但始终没有停止，我就把耳朵竖直了，“张书记……张书记”的喊声逐渐提高了分贝，我这才似乎醒悟，莫非是在叫我吧？赶紧开门下楼一瞧，可不就是我熟识的沈家霞阿姨再找我吗！因为她认识我的时节我正在学校当书记，所以她就一直这样称呼我至今。

“沈阿姨你好！你怎么不按门铃啊？你按了不响？”我很感动在这大冷天她还特意登门但却站在单元楼的门外等了好长时间：“应该先按一个开，然后再按103。你是来送简讯的吧？可最近一期你不是才送来不久吗？”

“我这次是来请你接班的！我今年都79岁了，再一家一家奔波上门实在是吃不消。我们捐遗志愿者协会区里的领导让我自己寻找接班人。”沈阿姨说得非常之动容。

沈阿姨是住在碧波花园的吴中区人士，多年前因为钟情于捐遗事业而在居住地附近找不到志愿者组织，因此就辗转打听到我们所在的沧浪区内马路社区有个捐遗志愿者第二小组很是活跃，她就不顾路途遥远赶来加入了我们的队伍。我们的组织活动频繁是因为当时的领头人李佩霞老师和刘端仪志愿者率先垂范的作用发挥得好，以至于队伍不断地扩展壮大。沈阿姨加入之后很是踊跃热情，当组长印良臣病重后一直都是她义务做床前服侍直至为老印送终捐遗。印组长走后，沈阿姨义无反顾接替了组长重任，每次组织聚会都是她自掏腰包买糖果瓜子儿：每期捐遗简报出刊都是她挨家挨户递送；每遇小组成员重病她都自费买了礼品上门探视……

“现在红会都不重视，我们不搞活动也罢！其实，许多所谓组长在做的事情都是红会的本职工作，但他们只重视人家捐款而根本不重视捐遗，以至于有的遗体就流失了。”我很是气不忿：“想当初我的前妻去世，要不是我这个执行者抓紧、要不是年逾七旬的李佩霞老师一手操持，很难想象我前妻的捐遗能够顺利操作。”

“现在我们小组的定期聚会活动我也不想搞了，因为区里的协会领导根本约请不到，更别说市里的协会领导了，他们根本不把精力放在这里的！”沈阿姨连连叹着苦经。

“不过，”沈阿姨还是初衷不改的实话实说：“红会每年清明还是会坚持组织我们捐遗志愿者到上方山捐遗者纪念碑去祭扫的。”

“说到去上方山纪念碑祭扫，我的气就更不打一处来！”我是真的动气的：“我和前妻办理捐遗手续（我俩互为捐遗执行者）是在红会还不管此事之前，我俩甚至后来都不屑领取红会颁发的捐遗志愿者证书。因为通过多次志愿者活动，我和前妻感觉不好。有一次，一位志愿者协会市级领导说‘正在努力争取市里支持，希望能在上方山建立捐遗者纪念碑，碑上铭刻成功捐遗者姓名。’我当即表达不同意见说‘我们夫妇捐遗的第一目的是死后不占用一寸土地，这个纪念碑即便建成，我们捐遗之后也不刻名字！’这之后，我逢会必讲自己及前妻的这个理念，我甚至还写了许多文章到网络上去宣扬这种思想，我的一篇在网上颇有影响的帖子题目就叫做《我选择死无葬身之地》。我的这个理想还发表在红会的捐遗简讯上。可是，当我按照前妻遗愿郑重表示不在上方山纪念碑上刻录妻子名字时，我们志愿者新任区级领导却多次告知我说要想捐遗后不刻录名字必须另写书面申请，否则将来子女跑到红会闹事谁负责啊？！试想，我们办理捐遗手续都是有子女签过字的，难道我们不愿意将名字刻到纪念碑上还需另行申请？这个人姓名权的权属难道不应该得到尊重吗？”

“是啊、是啊！”沈阿姨附和：“我是个孤儿，从小由当老师的养父带大，养父与柳亚子还是朋友。因此我能理解并敬佩你的高尚情操！”

我接过话头说：“我并不认为我这是高尚，我只是践行很平常的我的人生观而已。可是，上方山纪念碑建成后，捐遗志愿者协会每年都电话来通知我于清明节去上方山悼念捐遗的亲人，这令我不堪其扰！我在网上有纪念捐遗的前妻的园地，我每天打开网络都要看望故人。我也不希望我们捐遗之后还要麻烦子女将来到上方山去祭奠。难道我不做表面文章，就不能得到红会的理解吗？”

“你是不是还能考虑接替我担任捐遗小组的组长？”沈阿姨作最后的试探。

“务虚不务实的活动我今后不参加了，替代红会当投递员我也没有兴趣，更别说去做该由红会作为而他们不作为的事情！如果他们召集会议研究简化捐遗流程并使之措施到位、研究进一步务实譬如建立器官库（而现在捐遗者的器官大部流失）等，我还是愿意配合的。否则我坚决不予为伍、不陪专做表面文章者玩了！中央已经发出丧事从简并捐遗捐器官的倡导，地方组织及领导不知会如何响应，我正拭目以待。”沈阿姨听得频频点头称是。

苏州红会还将如何对待捐遗这项善举，这都不影响我这个捐遗志愿者的夙愿最终兑现，因为我已经有了接续的新的帮我实现捐遗的执行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