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我二十七岁
我母亲家有六姊妹，两个哥哥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我母亲是长女，两个哥哥是大外婆生的，外公因为大老婆故去才重新娶了我外婆。从小我母亲就聪明伶俐，所以很得大家的喜爱，特别是外公，去什么地方都带母亲去。当时母亲的二哥在外地读书，假期里回来时也常会给妹妹带一些漂亮的首饰。解放没几年，母亲也该出嫁了，于是，母亲抱着外公给她的铜水烟袋嫁到了父亲的家。再后来，可能是因为记着哥哥们的好吧，好到在我很小的时候母亲就为我定下了娃娃亲，对方是我二舅家的姑娘，和我同年，大我半岁。
记得有一次二舅母带着她到我们家做客，吃过晚饭，我们一家人围坐着火炉边聊天。我和她被安置在火炉边的一张大木床上坐着玩，煤油灯有些灰暗，不过气氛很热闹。在大家欢声笑语的时候，人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我正在大木床上遭受她的欺负！当然我也是自卫还击了的，只是我比她小始终不是她的对手，终于我被她一腿踢下床来，掉进了床尾的一个专门用来和稀煤的坑里。那一年，她三岁我两岁半，也许是刻骨铭心吧，这么多年来让我我一直记得。
1983年那年我们结婚了，接着我们闹起了离婚。但由于多方面的的原因，直到1986年法庭才判离。也许人们会说，既有今日何必当初！是的，我也不想那样，只是人们不知道那时我作不了自己的主。
从我懂事的时候起，就知道我被定了娃娃亲，寨子里的小伙伴们甚至有同班等辈的大人也会经常拿这事来“奚落”（抑或是嫉妒也未可知）我，也许是因为受不了人们的奚落吧，从那时候开始我就很反对近亲婚姻。
在黔西北地区来说，我们寨子是个典型的彝家寨子，全寨子一百多户人家里阿哲家不多，也许大部分是亲戚的缘故，寨里的人们很待见我。特别是在我读中学那会儿，一到周末或是放假回来，寨子里的姑娘小伙们就很愿意和我上山放牧或者是和我一起搂木叶打猪草什么的，而当母亲知道了这些事，她就会特别在乎是哪些姑娘走近我，那些姑娘也就会被我母亲列为异端分子。
有一年冬天，我和寨子里的几个伙伴上山去搂木叶，其中有一位姑娘和我们一起去。这姑娘小我一岁，长的很漂亮，算起来也是我的表妹。大概是因为我们在山上搂木叶的时候走的很近吧，回来后我就遭受了母亲无休止的盘查和臭骂，母亲甚至冲到那家亲戚家去告诫人家父母，叫人家把姑娘管好一些。唉，不知道是哪个多嘴的人把这事告诉我母亲的。母亲也许认为我老是反对这桩婚姻，是因为有别的姑娘“勾引”我吧，人家冤枉死了。
二十四岁那年，父母说要给我们举办婚礼了，我依旧反对，可是反对无效。记得当时父亲要撵我出家门，母亲要去屋后那棵老刺梨树上吊，万般无奈之下我只好妥协。妥协只是为了避免母亲的寻死寻活，过后我还是撂下了一句话：“结吧，等结了后我再去离婚，那时你们也不会觉得脸面无光了！”
我知道这样对我的那位表姐是很不公平的，于是，背着双方父母我悄悄找到表姐。我给她说了我的想法，谁知她也一样的顽固，她不相信近亲结婚有什么不好。和表姐一番交谈后我很失望也很纠结，在对待近亲婚姻这档子事上人们怎么这样麻痹啊？你说那些没有文化的老人还可以理解，年轻人怎么也这样呢？再说表姐还是个初中生呢！看来这千百年来的传统婚姻习俗是有其强大的生存土壤的，但愿将来人们的想法会有大的改变。
其实我这表姐品相是临近几个村寨的一枝花，暗下喜欢着她的小伙像天上的星星一样多，甚至有大胆的人家还请媒人提着礼物找上了门，不过最后的结果都是媒人提着礼物灰溜溜的走了。我们那地方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定了亲的人家是不会有媒人上门的，这些人也是找事撮。
身子是父母给的，我知道我是应该感谢父母，感谢他们给了自己生命。不过他们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那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我有自己的思想，我需要有自己的空间。
在父母看来，给孩子成家立业是他们的责任，也是他们在世人眼里是否有分量的重要标准。其实于这桩婚事，我知道母亲和父亲的想法是不一样的，在父亲来说他不想破坏了亲戚间的平和，从而失却了一些微妙的平衡关系，而母亲的想法是彻彻底底的要亲上加亲！不过有一点他们的想法是一致的，那就是从小定好的娃娃亲要是扯皮了他们就会很没脸面。在他们的思想里，我的反对是因为不懂事，只要把我们拉拢在一起，那么随着时间的过去就会好的。在他们看来再硬的石头也会被水磨平，再犟的男人也会围着女人转悠。而于表姐呢？她的出发点是什么？是真的如她给我说的近亲无所谓还是脸面问题？这事至今我也没能弄明白她当时的真实想法。
其实我明白，这桩婚事我答不答应关系已经不大了，然而老人们忽略了一点，那就是我这个儿子也和他们一样的顽固，自己认准的事你就是九条牛也别想拉回来！说真的，要不是母亲以死相逼，我根本不会答应结婚，哪怕我的答应是可有可无的，也哪怕我的答应是有嘴无心的，只是这个世界里的很多事无法说清楚。
在一个黄道吉日里，我成了表姐的男人，表姐成了我的女人……
结婚后我真的闹起了离婚，长期住在单位上不肯回来。有一次她来了我的单位，刚听到同事说：“你媳妇来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往外直溜，待听到她已经离开的消息后才回来。就因为这样，我和她的关系很紧张，她甚至放言说我要真敢离婚的话就把我杀了！我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强则更强，她越是这样我越是对她少了一分愧疚之感。
原打算是想要她自己提出离婚的，这样于她的名声要好些，不过听了她的这样大放厥词后，我收起了对她的最后一份同情心，我终于向法庭提交了离婚诉求。理由是“包办婚姻，近亲结婚！”法庭也许是迫于一些压力吧，居然来给我做起了思想工作，要我放弃离婚诉求。
有位法官还私底下对我说：“兄弟啊，我看你们这事就算了吧，你们还是和好的好，免得我们难做，人家后家的家族势力太大了！”
我当然是斩钉截铁的告诉了法官我的态度，不过时间还是被一拖再拖，一年过去了，两年过去了。
1986年的夏天，是我提起离婚诉求后的第三个年头，我再次来到法庭，经过一番必要的坚决的诉讼，我终于拿到了那一纸判决。为此，我的婚姻终于不用在父母设置的轨道里左碰右撞，我也终于可以长长的出了一口气。
然而，我再也不能踏入父母的家门半步，我的世界里也凭空多出了许多“敌人”。那一年，我二十七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