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眼看“火神”

长期以来，四川医生以善用附子、干姜著称。清代末年，伤寒派医家郑钦安更以善用姜、附的独特风格享誉巴蜀，近人如重庆补小南、成都祝味菊、云南吴佩衡、华阳刘民叔几位先生都有“附子”的外号，陆铸之先生更有“火神”之称，而追溯其渊源，郑钦安先生实乃这一流派的开山之祖。

郑氏的学术思想甚为独特。他认为“万病皆损于阳气”，“有阳则生，无阳则死。夫人之所以奉生而不死者，惟赖此先天一点真气耳。真气在一日，人即活一日，真气立刻亡，人亦立刻亡，故曰人活一口气，气即阳也，火也，人非此火不生”。故在论治时即强调“治之但扶真阳，内外两邪皆能灭，是不治邪而实治邪也”。并认为：“阳者阴之根也，阳气充足，则阴气全消，百病不作”。在辨认阳虚病时说：“阳虚病，其人必面色唇口青白无神，目瞑倦卧，声低息短，少气懒言，身重畏寒，口吐清水，饮食无味，舌青滑，或黑润青白色，浅黄润滑色，满口津液，不思水饮，即饮亦喜热汤，二便自利，脉浮空，细微无力，自汗肢冷，瓜甲青，腹痛囊缩，种种病形，皆是阳虚的真面目，用药即当扶阳抑阴”。郑氏善用理中汤、四逆汤等救治阳虚、虚寒病证，并认为“四逆汤力能扶先天之真阳，并非是为少阴立法，而上、中、下三部之法俱备，复谓“此方功用颇多，得其要者，一方可治数百种病，因病加减，其功用更为无穷，余用此方救好多人，人咸目余为姜附先生”。

郑氏的学术思想逐渐影响到后世医家。唐步祺和已故的云南名医吴佩衡等，均运用郑氏扶阳思想，提前介入到慢性病、疑难病的治疗中，均取得了显著的临床效果，尤其是吴佩衡以善用附子扶阳饮誉整个中医学界而传为佳话。唐步祺以扶阳为主在一些疑难病的治疗中也取得了很大进展。另一方面郑氏的扶阳温补思想被祝味菊带入上海而影响了上海医界，从不同程度上对后来上海中西医结合脾阳虚、肾阳虚的研究也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祝氏之弟子陈苏生、徐仲才等人，继承其学术思想在上海医界也独树一帜。

然而，这把“火神之火”如今越烧越旺，成为现今中医界的一种时尚，一些似懂非懂的患者和少数浅尝辄止的医生将“火神”的这把“火”与附子的用量直接划上等号，有事没事就附子理中丸，相互攀比谁的附子用的多，张口闭口就是哪位医生附子用了多少克，甚至不少人干脆把附子当成补药，30g、50g的随便开。这些作为严重偏离了郑氏思想本意，长此以往，流祸无穷。

“火神派”起源于四川，与当地独特的气候特征和饮食习惯不无关系，四川盆地属温润的亚热带季风气候，具有冬暖、春旱、夏热、秋雨的特点，与中国同纬度的长江中下游地区比较，1月平均温度一般都高出3℃以上，极端最低温度一般高出10℃以上，造成盆地湿气重、雾多、日照少的气候特色。成都一年中阴雨天多达250天～300天，形成了阴雨多、阳光少的气候特点。正是这种湿热的气候特征，形成了四川人独特的饮食习惯，川菜麻辣，全国闻名，而四川人更将附子当菜吃，也就意味着附子在四川人身上有着或多或少的耐药性，但是其他地区有多少人能耐受如此剂量的附子就不得而知了。因此不分人群、不分体质、不分地域地滥用附子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通过互联网等多种媒体的传播，加上某些或有意，或无意的渲染，“火神派”的火似乎已经偏离了原来的学术思想，成为一些哗众取宠的噱头，不少人将附子的用量当成衡量医术水平的标志，动辄上百克的附子似乎成为一种向往。在笔者看来，这种好大贪功的行为至今没出事故固然与现在中药的质量问题有一定关系，但也只能算是一种侥幸，就像医生用了大剂量的洋地黄类药物没出意外只能算是侥幸而非高明。医生用药应该考虑的是病人是否该用或者能用，而绝非“因为我想用，所以我要用”，这种对病人极端不负责任的行为，应有所警惕。

笔者认为像附子这类药效猛烈，并有一定毒性的药物，如果不是有十足把握、病情需要的情况下皆应慎用。医学不是文学，更非艺术，在学术思想上可以形成某些流派，但当面对具体病人时应实事求是，不应囿于门户之见，甚至个人喜好，这把“火神”之火，应有所冷却。（作者：中国中医科学院针灸所 徐一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