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第三节方剂学的萌芽

药物知识及医疗经验的不断积累，为壮医方剂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由于壮族未能形成本民族的规范化文字，故壮医的医疗经验、单方、验方大多只能通过口授、耳听、心传的形式流传下来，遗失的固然很多，其中部分由于汉文资料记载得以流传下来。从唐宋时期的方书中，可见到收入厂部分岭南地区的解毒、治瘴气的方药，其中包括壮医方药，说明壮医方剂学在这一时期已开始萌芽。

1．孙思邈的《千金要方》、《千金翼方》

孙思邈是唐代著名医家，精通诸子百家学说，著有《干金要方》、《千金翼方》等医书。孙氏虽为中原人，但对卓有疗效的少数民族医药医方亦欣赏，并收录入书。如《干金翼方》载："白花藤，味苦寒，无毒，主解诸药某肉中毒，酒浸服之，主虚劳风热，生岭南交州广州平泽。"钩吻为广西多产之物，《千金翼方》谓其能"杀鬼疰蛊毒"。在治风药及治蛊毒药的分类栏中，载有秦艽、干姜、葛根、狗脊、白芷、大戟、乌头、附子、贯众、菖蒲、吴茱萸、徐长卿、蛇蜕、野葛、班蝥等广西多产药物，说明当时广西壮族先民对此已有了一定的了解，掌握了一些防治瘴雾毒气侵袭及治疗疫毒蛊毒入侵造成的病证。懂得"出门常须带雄黄、麝香、神丹诸大辟恶药，则百蛊猫鬼狐狸老物精魅永不敢著"。

2．宋代医家合编的《圣济总录》

北宋年间，政府组织医家广泛收集历代方书及民间方药，编成《圣济总录》，载方近20000首，其中有岭南方药。如："治草蛊。……岭南人多行此毒，从咽判痛，方(用)甘草(炙)、蓝汁二味，捣甘草为末，每服1.7钱，以蓝汁调服。"

3．柳宗元的《柳州救三死方》

柳宗元(773-819年)，山西永济人。顺宗时被贬到广西柳州，任柳州刺史。他被贬南方后，情绪难免忧郁，加上水土不服，曾患过不少疾病。为治病防病，他虚心向当地医者学习，亲自品尝，并自采、自种、自制药物。柳宗元博采当地的医药经验，结合自身的治疗经历，编纂了《柳州救三死方》。宋代的一些本草提到该书病案如下：

疔疮案：柳宗元到柳州的第二年，患疔疮，病情日益加剧，曾敷用多种药物，仍不见效。经一友人提示，用屎壳郎(蜣螂)调制敷贴，收到了"一夕而百苦皆已"的奇效。次年柳宗元吃羊肉后引发疗疮，"再用，亦如神验"。

脚气案：柳宗元到柳州的第三年患脚气病，"夜半痞绝，胁有块，大如石，且死。因大寒不知人三日。家人号哭，荥阳郑询美传杉术汤，服半食倾大下三下，气通块散"。此方的配方及服法为：杉术节若干、桔叶(皮亦可)若干、槟榔若干，捣碎，加童尿若干，共煮至一半份量，分两次服用，若"一服快利"，药到病除，则勿需再服。

霍乱案：元和十一年(816年)，柳宗元患霍乱，症见上不可吐，下不可利，出冷汗三天半许，气即绝。服用霍乱盐汤方，即以盐一大匙，熬成黄色后与童尿一升煎服，服后"入口即吐，绝气复通"而病愈。

三案均反映了岭南方剂学的萌芽及医疗技术的进步。

1161年郑樵氏在《通志》中将医书细分为16类，其中岭南方类5部9卷，包括壮族医药在内。分类中设岭南方-项，标志着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南方少数民族医药在祖国传统医学中的明确地位。据《岭南卫生方》前言，当时及随后的岭南书有李喧的《岭南脚气论》、李继臬的《南行方》、郑椎《通志》载的《治岭南众疾经效方》、《广西摄生方》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