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新发传染病看保护医学

近年来，全球生态发生急剧变化，生物多样性被破坏，新发传染病频频出现，一个新的交叉学科“保护医学”把这些看似无关的事件有机地联系起来了。那么什么是保护医学？保护医学在人类生活中能够发挥或者说将要发挥什么作用？它研究的关键问题是那些？本文也许能够给出答案。

本文作者是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也是将保护医学介绍给国内同行的先行者。

——编者按

传染病频发难

近年来，随着艾滋病、登革热、埃博拉出血热、莱姆病、尼帕病、SRAS等新发传染病的不断出现，人类的生命与生活受到极大影响，经济遭受巨大损失。人们开始思考一个问题：传染病为何出现越来越频繁？

艾滋病：艾滋病目前在全球每年造成200万~300万人死亡，50亿美元的损失。尽管关于艾滋病的起源还有争议，但是它从非洲的非灵长类动物传播给人类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登革热：登革热存在于热带、亚热带地区，在60多个国家和地区流行，有近20亿人口受到感染的威胁。当前，登革热有急剧扩大流行的趋势，其原因之一是全球气候变暖。这造成该病流行范围从热带、亚热带向温带扩展，受害人群增多，并使蚊子活动时间延长，活动区域扩大，病毒在蚊子体内增殖活跃，病毒毒力增强。人口大量流动是登革热流行扩大的另一个重要因素，现代化交通促成登革热的远距离扩散。

埃博拉出血热：埃博拉出血热是目前已经知道的危害最大严重的病毒性疾病，死亡率达50%~90%，它源于非洲丛林。非人的灵长类动物是该疾病传播给人类的传染源，但并不是其自然宿主，它们和人一样是通过直接接触自然宿主或者通过某种传播链由自然宿主而感染。

莱姆病：莱姆病是新发现的人兽共患病，病原体为莱姆病螺旋体，通常以蜱为传播媒介。该病在全世界30多个国家有报告。我国的长白山、天山、祁连山、六盘山、太行山和武夷山等都是莱姆病的自然疫源地。

尼帕病：1998年，尼帕病毒在马来西亚首次暴发时，所感染的276人中有105人丧生。随后的研究证实，狐蝠是尼帕病毒的自然宿主。

SARS:SARS的自然宿主是否为果子狸尚有争议，但是SARS病毒由市场或者餐馆中的果子狸传给人类已经是学术界公认的事实。

……

这些暴发突然、传播迅速、危害猛烈的传染病与野生动物、外界条件有着直接的关系。人们逐渐认识到，人类健康与动物健康、生态系统健康已经融为一体，密不可分了。

一个新学科的诞生

1996年，一位名为Koch的学者在题为“野生动物、人类与发展”的文章中第一次使用了“保护医学（Conservation Medicine）”这一名词，并提出它的概念，将这一健康与生态交叉的学科正式提出来。保护医学是一门涉及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三个层面，并整合了各个学科知识与方法的新兴学科，其研究目标是实现生态的健康，它强调生物健康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联系。其理念的核心是：健康涉及整个生命网；健康体系包含了包括人类在内的所有物种；生态过程联结物种之间的相互关系，约束整个生命体系。随后，人们对人类健康与野生动物、生物多样性、气候和环境等因素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和探讨。

2002年7月，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65位国际著名学者联合撰写的《保护医学：生态健康实践》(Conservation Medicine：Ecological Health in Practice）的问世，标志着保护医学的正式诞生。这本书全面系统的介绍了保护医学的内容、方法、研究意义和实践工作，成为这一交叉学科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目前，美国的多家研究机构已经正式以“保护医学”命名。这个年轻而活跃的学科，正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关注目光。

保护医学研究的内容

需要强调的是，保护医学是人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生态系统健康三个层面的交叉。但它又不仅仅是简单的学科交叉，而是各个学科知识与方法的有机整合。它主要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研究病原体、宿主与疾病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研究物种与生态之间的关系。例如，探讨气候变化对疾病传播与控制的影响，也探讨疾病对野生动植物物种的影响。

事实上，传统的人类医学在审视人类与环境之间的健康联系方面往往很片面，通常将危害人类健康的焦点集中在污染扩散等下游的环境因素，而不是生态退化、物种减少、污染防治等预防性的上游因素。保护医学的目的在于证明健康联系着所有的物种，尤其是从生态的角度看待健康问题时，人类的健康离不开其他物种的健康，反之亦然；而所有生命的健康又与它们所生活的生态系统的健康密切相关。

目前，保护医学研究的热点和关键问题主要有以下四个方面：

全球生态变化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其中，气候变化是关系到生态健康的最紧迫的问题之一，它在促进传染性疾病从热带地区到温带地区的传播中起主要作用。例如，温带地区现在已经出现的疟疾和登革热原先只有在热带才能见到。

生物多样性与人类健康之间的关系。人类活动导致的物种灭绝的速度提高到了人类出现之前的100~1000倍。地球在失去大量动植物物种的时候，很可能有许多物种还没有被发现，而它们却很有可能是有价值的新药来源。而且，所有的物种和自然环境构成了生态系统，它具有一系列服务功能，包括调节氧气和二氧化碳浓度、大气水分循环、净化饮用水、调节全球温度和降水量、形成土壤和保肥等等。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须臾离不开这些支撑生命的服务功能，而这些功能丧失的根源在于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媒介传播生物与景观变化之间的关系。后者是指原始森林的砍伐和人工造林带来的森林演替，这种变化使病原体必须寻找新的宿主，从而有可能进一步感染人类。例如，狐蝠本来分布于原始热带雨林，但由于人类不断砍伐森林，致使它们飞到人类活动的地区，将尼帕病毒传播给家畜和人；最近几年，拉丁美洲的吸血蝙蝠不断袭击人，使受袭击者感染狂犬病而死亡，就是因为当地过度采伐，从而导致吸血蝙蝠栖息地缩小，能够为吸血蝙蝠提供“血源”的其他野生动物数量减少而造成的。

人兽共患疾病与野生动物保护之间的关系。目前，动物携带的病原体和寄生虫会传染给人类，对人类健康造成威胁；另一方面，野生动物的自然保护问题也对人兽共患疾病管理的提出挑战。西尼罗病毒通过蚊虫叮咬传播，蔓延迅速。美国已经有150多种鸟类、15种哺乳动物和一种爬行动物感染上了这种病毒。现在，人与动物的相互接触越来越广泛，栖息地片段化、人类侵害自然环境、生态旅游和高强度的农业系统……正形成一个疾病在物种间交叉所需要的崭新的环境。

面对这些威胁，保护医学通过多学科的交叉、全方位的策略，着手研究和解决环境与健康之间的问题。措施便是应用新的技术手段，整合生态健康评估的形式，监测生态系统的健康；根据特别的生物医学诊断技术和对环境指示剂的研究，使研究获得一体化标准。具体的方法包括非损伤性生理和行为监测技术，现代分子生物学和生物医学技术的应用，种群水平疾病监测策略的设计，基于生态系统健康的物种监测等等。

在达尔文时代，自然科学和医药科学分道扬镳，就像进化树上的分枝，朝各自的方向发展，现在，保护医学终于将两者重新聚在一起。笔者认为，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卫生资源相对不足的大国，尤其需要重视和尽快开展保护医学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