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今天怎样当中医

面对祖先的智慧，面对现代西方医药的冲击，面对世界范围的“中医热”，面对我国政府“中西医并重”、“中西结合”、“继承与发扬传统医学”的政策导向，今天，我们作为新一代中医，怎样才能肩负起继承与发展的重任？

古人经验需要继承但不能生搬硬套

中医药理论博大精深，中医临床经验底蕴深厚，所以，中医药要发展，首先是继承。我从事中医工作30余年，随着临床的体验与感悟加深，更觉得古人经验需要继承，但不能生搬硬套。

随着西医药的介入，尤其是那些服用了西药后再来看中医的病人增多，其证型和临床表现，已与古人总结的证型有别。因此，一味地按古人的经验生搬硬套，不是科学的继承方法。如糖尿病属中医的“消渴”范畴，因其典型症状为“三多一少”，但临床上却发现，有许多病人并无“三多一少”的症状，即使是“三多一少”症状表现典型的病人，经服降糖药治疗后，其证型也成另类。因此，中医临床医生应当按照实际的证型进行辨证，不应拘泥于古人的“三消”辨证思路。

按常规，中医师在选方用药中，应遵循药典和大专院校教材中所规定的药量。然而，由于野生药材和地道药材的减少和家庭种植中草药的增加，中药材的有效成分含量普遍降低。例如，中国药典规定，柴胡的家庭种植期为两年，而药农大多只种一年即采挖销售。

还有就是中西药混用或长期服药的病人，形成了一个自身有抗药性和耐药性的庞大群体。故传统的药量在临床使用中普遍有所加大。至于个别中药一剂中的使用剂量，更因医生的临床经验不同而悬殊有别。如有毒的川草乌，有用至30～120克者，制附子有用至30～120克者，麻黄有用至20克者，干姜有用至90克者，细辛有用至30克者，炒枣仁有用至100克者，生地有用至90克者，川芎有用至50克者……如此大的剂量，与药典所规定的药量相去甚远。然而，正是这种“违规”行为，才成就了一部分名老中医的疗效和名气，如近代名医戴云波、刘寿山、李继昌、李可等。有报道说，四川名医吴佩衡，一剂药中附子用量达450克（白附片300克，生盐附子150克），而对仅10天的婴儿，附子用量达10克之多。

现代医学需要借鉴但不能丢弃辨证论治

中医学科自身的缺陷是不容回避的，因为中医的理论与实践，是在一定历史时期形成的，难免受到历史的局限。因此，中医既有需要继承的一面，也有需要完善的一面，中医也需要随着历史的发展而发展。

从临床来看，中医既有治疗慢性疾病、功能性疾病、心身疾病、亚健康状态等优势，又存在鉴别诊断、适宜病种、治疗危急重症的局限。这种局限促使中医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借助现代化诊疗技术和手段，以提高诊断的准确性。

辨证论治是应用中医的理论和诊疗方法，检查诊断疾病、观察分析疾病、治疗处理疾病的原则和方法。这种原则和方法，经历了长期反复验证和不断充实完善，已发展成独特的理论和行之有效的临床诊疗方法。然而，一部分现代中医，不善于收集“四诊”资料，不善于全面分析病情，临床上难分证之主次，难辨寒热真假，难审病之标本，难识邪正虚实，难循辨证论治中的诊察、辨性、定性、求因、明本、立法、选方、遣药、医嘱等步骤，而较多的是借鉴现代医学检查手段和诊疗思路辨病治疗，丢弃了中医特色和优势。难怪很多人在感叹，现在的年轻中医里，再也出不了张仲景、李时珍、孙思邈那样的大师了。现实确实令人担忧。从继承和发展中医的角度看，现代中医决不能丢弃辨证论治，因为辨证论治是中医的“根”与“本”。

中西医学需要结合但必须优势整合

中西医学各有优势与缺陷，这些优势与缺陷是中西医结合的契机。事实上，现在的中西医学理论与实践，已经是中中有西，西中有中。已经在理论上、实践中互学所长，互补所短，已经是相互交叉、渗透、综合。这是中西医学在发展中，接纳和认可自身的缺陷和对方的优势使然。

现代医学发展的一个明显特征是学科间的相互交叉、渗透与综合，随着自然科学的不断发展和中西文化的进一步交流，随着世界医学模式从生物医学模式向生物－心理－社会整体医学模式转变，中医与西医的结合已成必然。这种必然，体现在中医与西医在各自发展中的互学所长与互补所短上，体现在未来医学的特征是整体综合地认识疾病、诊断疾病、防治疾病上，体现在理论上的互补与整合、临床的协作与汇通上，这也许就是中医走向现代化，西医走向整体化，中西医结合走向统一化的发展模式。(摘自健康报 编辑：祁芳 作者:山西省忻州市中医医院副主任医师杨俏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