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皇帝和中医中药

英国学者李约瑟曾写道：“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考任何一个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主要焦点就在宋代。不管在应用科学方面或在纯粹科学方面都是如此。”

在这个时期里，中医药事业也得到了巨大的进展。出版了医学百科全书《圣济总录》、编辑了21卷本的《图经本草》、铸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具立体针灸教学用的铜人、创办了国家医学院、制药厂及颇有规模的医院。所有这些成就，和北宋历代重视医药事业，甚至有些帝王本人就是医学家、药学家的状况是分不开的。

宋太宗赵炅远在登基之前，在自己的封地里，便非常留心医术方药。经多年辛苦收集，竟“藏有名方千余首，皆有验”。当时潭州人释洪蕴，以医鸣人，赵炅闻讯，以皇太子身份，拜释洪蕴为师，请他为己讲解方药知识。

公元976年，赵炅执政，亲自下诏在京师（今之开封）置香药交易院。此举促进了中外名贵药材的交流，并由此而产生了许多“香药”为主的中成药。在他执政的第3年，便“召翰林医官各具家传经验方以献”，这样竟获得验方“万余首”，经过14年终于完成了巨著——《太平圣惠方》，宋太宗赵炅亲笔作序。为了造福百姓，不惜重金“令雕刻印板，遍施华夏”。

宋太宗晚年还下昭创办了御药院，其职责是专门掌管帝王用药及保管国内外进献的珍贵药材，并且整理出了我国第一部宫廷内的成方制剂规范——《御药院方》，计11卷，对后世颇有影响。宋太宗重视医疗卫生事业，对以后北宋皇帝的影响很大。

宋真宗在位24年，他受到了太宗的直接教导，也有一定的医术。当时宣龙兔阁杜镐突得重病，宋真宗亲自“调药饮之”，说明了他对药物调制的熟悉程度。高相国有疾后，他针对病情，亲自查阅《御药院方》，选“生犀丸”赐给高相国，以祛痰清目而进饮食。

据《本草纲目·34卷·苏合香》记载：宋真宗曾因太尉王钦苦气弱多病，便面赐药酒一瓶，云“可以和气血，辟外邪”，令空腹饮之。王饮后“大觉宽健，次日称谢。”宋真宗说：“此苏合香酒也，极能调和五脏，却腹中诸疾。”并且他还在朝上向大臣们详述该酒的制备方法，自此，“臣宦之家皆仿为之，遂此方盛于时。”表现了真宗对药物制备工艺的精通。《宋史》记载：大臣王旦患病，他曾“御手调药，并以薯蓣粥为赐”以调养身体，以利康复。宋真宗丰富的卫生保健方面的实践，无疑促进了当时医学的发展。

宋仁宗在位达41年之久，史书称他为“恭俭仁恕，慎刑爱民，为有宋第一明主”。他执政才三年，便令针灸学家王惟一监铸针灸铜人，并编写《铜人腧穴针灸图经》。1027年10月铜人铸成，1030年又把《图经》范刻于石板上，陈列于市中心的大相国寺内，供人自由参观学习，这对针灸知识的普及有极大促进作用。石刻的题篆为宋仁宗亲笔御书，并指令大学士夏竦为《图经》作序。

为了进一步完善本草学，他“又诏天下郡县，呈上所产药本”，令苏颂主持编写了大型图文并茂的本草工具书——《图经本草》。宋仁宗自己也专研方剂，他在古方“甘桔汤”中，加了荆芥、防风、连翘三味药，通治咽喉口舌诸病，“遂名三圣汤，极言其验也”。宋仁宗最大的贡献是成立了校正医书局，并广泛普及了医经、本草和针灸的知识，使医药活动达到了高潮，出现了“不为良相，便为良医”的局面。

除了上述三位皇帝以外，其他像宋太祖、宋神宗、宋徽宗等也很注重医药事业的发展。如宋太祖时，“宁州贡献琥珀枕”，太祖认为琥珀可以入药，何必当枕头？于是“碎以赐军士敷金创”。宋神宗则诏天下名医，“各以效方奏进”，最终编成了《太医局方》。

宋徽宗执政不久，便设安济坊（即疗养院），采纳何执中的建议，而于全国设立熟药所（即制药厂）；合并成立了国家医药和剂局和医药惠民局；并于1112年，亲自编成了《圣济总录》一书，书中展现了他不同一般的医学水平，斯书理法方药皆备，是我国惟一一部由帝王本人执笔编撰的医著。

北宋早期和中期社会环境比较稳定，经济较快发展，再加上帝王大多重视医学，这种状况对促进祖国医药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