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让“职业医闹”成气候

据《广州日报》报道，广东省卫生厅副厅长廖新波日前在一个研讨会上，首度披露了省卫生厅专项调查结果，今年上半年，广东省各级医院遭遇病人“暴力索赔”200起，平均每月33起，医疗机构正常工作秩序和医务人员合法权益受到严重侵害。这些“医闹”事件通常会造成医院大量直接经济损失，如发生在广州某三甲医院的一起“医闹”事件，造成院方损失高达200多万元人民币。尤其是其中涌现出一批“职业医闹”族，专门守在医院帮助病人闹事索赔。他们有计划、有组织地采用极端方式，帮助病人家属向医院“讨钱”。

无独有偶，媒体不久前披露，在云南省昆明市也有这么一个特殊的人群，他们每天穿梭于昆明各大医院之间，努力寻找“商机”，然后再采取扰乱医院就诊秩序的方式，向医院索取高额的赔偿。这就是昆明今年以来出现的一种新职业——“医闹族”。他们往往和出现医疗纠纷的患者家属相互沟通、相互利用，或是在医院门前聚众静坐，或是在医院里拉起横幅要求赔偿，严重的甚至将死者或伤者抬到医院门诊大厅扰乱就诊秩序，以此要挟，向医院索要高额的赔偿款。在医疗纠纷当事人获得了医院的赔偿后，他们再与其分红，从中牟利。

医学本来就是一个未知性高、风险性大、结果性不同的行业，如果一味地强调高治愈率就会使患者对医生的抢救治疗效果与期望产生差距而导致矛盾的发生。而一些唯利是图的人瞄准这一“商机”，与患者及家属一拍即合，采取暴力或者准暴力的“医闹”方式，去追求所谓的公平公正，无疑是矫枉过正的过激之举，其后果不仅增加问题的复杂度，也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古语云“医本仁术”。治病救人，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人们常常称医护人员为“白衣天使”，然而，近年来医患纠纷却呈现出急剧上升的态势，甚至酿成恶性血案。一边是救死扶伤的白衣天使竟然被自己的病人屡屡殴打、杀戮；另一边是病患者的医疗费用急剧上涨，医疗事故频频发生。正是因为医患关系的不和谐，才为“医闹”的滋生蔓延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尤其是当“闹”成为“医闹”们获利而采取的方法手段时，只要是患者死亡甚至治疗效果不佳的，无论何种原因都可以堂而皇之地成为“医闹”们的借口和理由，医院的秩序失控，医生的工作难以安宁，甚至医护人员的生命安全受到威胁、恐吓乃至伤害的事故也多半与“医闹”的“闹假成真”息息相关。从这个角度看，说“职业医闹”是打着维护患者权利的旗号侵害广大患者的权益并不为过。

应该说，“医闹”职业化除了医疗信息透明度不高、医患之间信任度下降之外，还与“信息误导”、患者的逆反心理有关。一些患者和家属误信个别不良医院“包治百病”的虚假广告，一旦医生的治疗结果和广告有差距时，患者就会心理失衡，将怨气都发泄到医生身上。而社会舆论导向的失误，也为“医闹”兴风作浪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现在，每当有医疗纠纷的出现，社会舆论往往采取“一边倒”做法，不问青红皂白地倾向于处于相对弱势的患者一方，无论是否存在医疗事故，无论医生在救治过程有无过错，天平总是向着一端倾斜，甚至于当医生的生命安全受到了威胁、医院的正常运转受到扰乱之时，舆论也多半简单地将医院列为暴利获取者的一方，甚至假想为公众的敌人，不仅对“医闹”行为不加谴责，反而将指责推给医院和医生。如此，无疑是在给“医闹”的行为撑腰打气。

医学是一个极为特殊的领域，治病救人并非简单的一加一等于二的算题，倘若患者和家属对医院的期望值过高的话，就有可能物极必反，造成对医院和医生的信任度、亲切感的降低。尤其是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并轨的变革时期，各种利益关系正在进行调整之中，各种人群难免受到这样那样的冲击，也使一些人产生一种浮躁心理，遇到事情时很容易走极端来发泄心中的不满，把矛头指向与其有利害冲突的人。

医患之间并非是天敌，而是与病魔并肩作战的战友，只有相互理解，相互配合，才能尽可能地让患者摆脱病痛的折磨，让医生能全身心地投入到救死扶伤的高尚事业。革除医疗弊端，重塑医疗体制，作为医疗改革的目标，理应大力推进，但这些大事并非某个医院或某位医生所能左右；医疗信息应当公开透明、医患纠纷应当有第三方监督机构评判是非，更是本应之义，但这些并非一朝一夕就能一蹴而就，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而在这些机制形成之前，倘若有人想通过放纵“医闹”来获取所谓医疗的公正，则实属步入一条“南辕北辙”的歧途，最终炼就出的是“医闹族”这一本不该有的职业群体。而这一职业群体的出现，对于缓和紧张的医患关系，重塑医患之间的和谐互信，无疑是有百害而无一益处的。（摘自中国中医药报，作者吴学安，江苏省连云港市司法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