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城四大名医

萧龙友（1864年~1962年）为前清拔贡。精通文史，以文为医，医文并茂；善读书，多批校，生前曾将一部《医方类聚》赠送给北京中医学院，字里行间加批加议，勤求古训，堪为后学楷模。曾与孔伯华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培育国医人才。

在临床方面，主张老少治法应有不同，对象不同就要采取不同的措施，但又要顾及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他调理虚证，多采“育阴培本”之法。调理慢性病症，特别注意病者的“五志七情”。治痨除着眼肺肾外，更要重于脾。他的临证方案及遗稿很丰富，按语用辞犀利，读之成诵，理法方药无不悉备。

1942年，孙中山先生病重，难以饮咽，便请他诊治。他认为病根在肝，已呈现病入膏肓之态，非药可及。孙中山先生病逝后经过病理检查，果然死于肝癌，其脉诊之精准受人称赞。

孔伯华（1884年~1955年），是我国近代一位具民族气节的医学家，幼承家学，研讨古医籍。解放前曾与萧龙友先生创办北平国医学院，历时十四年，毕业生达七百余人。1918年曾赴农村开展防疫工作，成绩卓著，开我国防疫工作之先河，编有《传染病八种证治析疑》十卷。擅长温热病学，喜用石膏。

1929年汪精卫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时，明令废止中医。这一反动政策，立即激起中医界的极大公愤。各地推出代表齐集上海进行抗议，成立了“全国医药团体联合会”，进行斗争。孔伯华先生被推为临时主席，全国舆论支持，使反动当局不得不收回成命，并被迫同意成立国医馆。解放后，他担任毛泽东主席的保健医生，曾在给主席写的信中要求中西医并重和加强中医教育，这一请求得到了主席的支持。1955年孔伯华逝世，周恩来总理亲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并亲临他的寓所吊唁。

汪逢春（公元1887年~1948年），精究医术，博览群书。擅长治疗时令病及胃肠病，对于湿温病多所阐发，启迪后学。其遣方用药很有特点，可将其用药风格概括为“繁花似锦”。他对药物的炮制、产地、相须、相使、相畏等十分讲究，在药物的选择搭配、服用方法上也很有研究。

他热心公益事业，尤注重培养人才，提倡在职教育。1942年曾创办国药会馆讲习班，为中医中药界培育人才，虽是短期培训性质，但汇集同道多数是有真才实学的前辈，如霍文楼、杨叔澄都是主讲教师，近代名医郭士魁就是当时的学员。他热心教育事业，提携后进，多有贡献。

施今墨（1884年~1968年），浙江萧山人。十三岁从其舅李可亭先生学医，弱冠追随黄兴奔走革命，后以宦海浮沉，遂弃政专以医为业。民国初年提倡中西医结合，尝谓：“中医累积千余年之经验，必须与西洋医学相结合，始能究明真理。”素主中医辨证，西医辨病，辨证辨病相结合，总结疾病规律，才能取得古人理论精华指导临床实践，因此独创一格，医名大噪。

国民党反动统治当局曾拟废止中医。施先生到处奔走，联络各省医家，数次请愿，与国民党当局力争，并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国民党当局被迫停止废弃中医之举，但限制中医培养人才，不许成立中医学校，限制开业登记，意图使中医自生自灭。施先生以门诊收入开办“华北国医学院”，培养出六七百位优秀中医人才。

北京是一座古城，元朝以后经济日趋发达，医学也得到较快发展，由儒而医，名医辈出。晚清至民国，北京曾出现被群众称誉为“四大名医”的中医萧龙友、孔伯华、汪逢春、施今墨，他们分别擅长治虚劳病、温热病的、湿温病、心脏病及其他内科杂病。（原载中国中医药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