彝族医药源远流长

彝族是居住在我国西南地区的一个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金沙江南北两岸的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四省区。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彝族人民历尽沧桑，在同大自然和疾病斗争过程中，积累了具有彝族医药特色的传统医药学。

和其他民族医药一样，药物是彝族医药发展的基础。彝医的药物分植物、动物、矿物三部分，其中以植物药和动物药运用较为广泛。明代以前，彝族历代对植物药的记载非常零星、分散。从公元初年到南诏彝族奴隶制建立之前，彝族历史经历了从勿阿纳(《西南彝志》)希孟遮世系第51世君长，到那意笃色(76世)的彝族奴隶社会前期。这一时期，彝汉医药相互进行了交流。彝医使用的一些有效药物也被汉医所用，并且收录进汉医的医书中。

明代《双柏彝医书》一书，将流传在民间分散的大量植物药收集起来，它虽然还不是专门的本草书藉，但其中所记载的彝族植物用药之丰富，是前所未有的。书中记载植物的根、茎、叶、花、果、皮、全草、树脂及植物寄生的药材，达数百种之多，如根皮根茎类66种，叶类17种，皮类12种，果、籽类19种，全草类34种，茎木类6种，寄生、树脂、菌类6种。

彝医植物药多以鲜品入药，在某些聚居区无准确剂量，并且使用单味药较多，常见的用法有捣烂、揉烂、外敷、咀嚼、熬水内服和炖鸡肉服。

彝族地区产名贵药已有悠久历史，特别是凉山地区。凉山地区除有丰富的植物药外，动物药中珍贵者亦极多。其中，《名医别录》就记载了彝族地区的牛黄、麝香、犀角、露蜂房等动物药，并明确地记录了这些动物药的产地、性味、功能、主治。

彝族善用动物药起源于原始时代，在长期和野兽接触的过程中，先民对动物的认识也随之增长，它对后来彝族医药的发展，特别是动物药的形成和发展，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彝汉医学的相互交流，彝族地区的动物药越来越受到汉族及其他民族的重视。

15世纪中叶，明代本草学家兰茂著成《滇南本草》，记录了彝族的许多药物。清代著名医家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也记录了一些彝族药物，证明此期彝族医药应用的广泛性。

彝医不仅重视治疗疾病，同时也强调预防疾病，养生和预防是彝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彝医在治疗上有内治法和外治法。内治法主要靠口服，剂型有汤剂、丸剂、散剂、酊剂。外治法包括外包、外敷、烧火、熏蒸、洗浴、割治、放血、针刺、拔罐、推拿按摩等。

彝族将酒用于药中，亦有悠久的历史。彝酒是用谷类和曲酿成。彝族用酒治病历史较长，范围很广，数量较多，方法各异。常见的有酒泡药（药酒）；以酒（或甜白酒）为引煎药；以酒兑服药汁（或药粉）；以酒调药外敷或点火酒。这些都是彝族医药中的古老传统医疗方法。可见，酒在彝族丰富的药物资源中占有重要位置。

近年来，彝医药研究一方面在发掘整理方面向广度发展，同时也在实验和临床应用方面向深度开展，并已取得一定成就。一些效果独特的药物经过系统深入的实验室工作，已研制成新药投入生产，并在临床获得满意疗效。

比如，四川凉山发掘的彝药“木谷补底”，经原植物研究，确认为凉山虫草，具有产地海拔低、虫体大（是冬虫夏草的3倍）、资源丰富三大优点，经实验室研究证实其药理作用、化学成分均与冬虫夏草一致，目前已批准供销试用，为我国珍贵药材虫草开辟了一个很有前途的新药源。

彝药“落孺症”为龙胆科植物金沙青叶胆，主治小儿痉挛性腹痛，民间广泛采用已久。临床应用证明效果甚佳，尤以治疗小儿功能性腹痛方面的疗效较为突出，已收入《云南省药品标准》。

彝药“罗锅底”流传于云南嵩明地区，主治腹痛及痢疾。为雪胆属植物块根，常用的为大籽雪胆、可爱雪胆和中华雪胆，从中分离到雪胆素甲和乙，二者甙元都是齐墩果酸，用于治支气管炎和烧伤。

灯盏花是治疗跌打损伤、风湿疼痛、牙痛、胃痛的彝药，从中分离出的有效物质灯盏乙素，还可治疗脑血栓、脑出血、脑栓塞等脑血管疾病。

彝族药的研究起步虽晚，但却在这几年内取得了较大的进展。研究的广度涉及医药史、动物药、植物药等基础理论和资源普查以及民族药用经验调查等方面；而深度则涉及化学成分、药理实验、临床应用科学及药品和生产等方面。目前已形成较为完整的系统性研究机构，为进一步深入研究打下了基础。（静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