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中医：我和方舟子先生有什么不同？

我和方舟子都在反中医。方舟子比我反得早。事实上，还有其他一些先生，也都比我反得早。不过，在反中医的行列里边，给读者留下印象最深的，恐怕是我和方舟子。最近，我阅读并向许多人推荐了方舟子最近出版的两本反中医的书籍和文章。我把方先生的文章比较了一下我自己写的东西。我发现，我与方舟子反中医，在基本目的上相同或相近的，但在学术主题和讨论风格上则各有特色和侧重。方先生侧重于利用现有医学、生物学、生物化学、营养学的成果，从普及科学知识的角度来反中医。我主要是从科学史（主要是医学史）和科学哲学（主要是医学哲学）的角度来反中医。这就是我对《江南时报》记者所说的，我与方舟子先生之间的“最大不同”所在。显然，这样的不同是互补的，不是对立的。在我国，迫切需要普及科学知识，但是，更需要普及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尤其需要倡导科学精神。如果没有科学精神，许多错误的东西也会被当成“科学知识”来普及。“吃红薯防癌”，“牛奶是牛喝的”，还有“排毒养颜”之类的伪科学，都是以“科学知识”的面目出现的。如果没有判断科学的思想和方法，缺乏追求和坚持真理的科学精神，这些以“科学知识”面目出现的伪科学，也是可以泛滥和害人的。我国有些“科普作家”，因为严重缺乏科学精神，听到风就是雨，见了“权威”腿就软。一剂白术汤，胖子喝了可以减肥，瘦子喝了可以增重，都可以写在他的“科普文章”里边，刊登在《科技日报》上。如此缺乏科学精神的“科普”，岂不误人误国？可见，单纯的普及科学知识是不够的。这就是我自1998年以来一直主张在普及科学知识的同时加大普及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倡导科学精神的力度的缘由所在。因此，反中医不单要在科学知识层面上反，而且，更重要的，还要在科学思想和科学方法层面上反。由于我和方先生是从不同层面来讨论中医问题的。所以，我们对于中医中药问题的基本表态也有差异。方先生主张“废医验药”。我的基本观点则分成两个部分：就中医中药的思想和方法而言，必须彻底废除，不留一丝一毫；从体制上说，我主张中医中药退出国家医疗体制，让中医中药作为一种民间医术在国家体制之外优胜劣汰。前一部分我所针对的是作为“学”的中医中药；后一部分我所针对的是作为“术”的中医中药。应该说，我和方舟子反中医的方法和我们各自所选择的侧重面，都是重要的和缺一不可的。有人最近发表文章，刻意把我和方舟子对立起来。这是错误的。这些错误如果不是出于误解，就是别有用心。唯愿在我进行了这样的说明之后，不要再出现类似的误解。